时评 | 蔡乐渭：“买媳妇”并不一定是收买被拐妇女
蔡乐渭
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
1月28日以来，“丰县生育八孩女子”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从当地政府先后所发的几份公告来看，其“立场”从最初声称“不存在拐卖行为”，到近日对相关人士采取刑事措施，可谓是不断后退。在法学界，对事件讨论已经超越案子本身，而集中于对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是否应提高刑责问题，也有论者直接讨论“买妻”行为的法律责任。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行为当然要承担刑责，此点大家都不否认；是否要提高刑责，双方都自己的理由，但都是本着维护社会正义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出发点，在此意义上双方差距并不大。不过，刑责问题的讨论基于一个前提，即“收买被拐卖妇女”行为的存在，或说对某一个“买媳妇”或“买妻”行为，已被认定为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”。针对一个具体的案子，此问题不解决，讨论刑事责任也就失去了基础。
现实生活中，类似于“丰县生育八孩女子”的许多的妇女，都是由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男子，通过向“中间人”或女子的家人支付一定的金钱，从西部相对落后地区“买回来”的。在某些地方，这种通常被称之为“买媳妇”的行为相当常见，在笔者作过初步调查的一个较极端例子中，某村落100余户人家，“买媳妇”的高达近10家，比例约在8%。这些“买媳妇”行为的确在很多时候都属于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”，但并非任何时候都这样。
本人立场鲜明地谴责拐卖妇女行为，也反对所谓“买媳妇”行为，包括对使用“买媳妇”这样的词语来表述此类现象也不以为然----把人作为买卖的对象是对人的基本尊严的侵犯，但为准确讨论的需要，在未能找出更好用语的情形下，仍暂且使用这些词语。同时，本文也非严谨的学术论文，只是从生活经验与阅读观察出发，讨论类似现象。在这样一个前提下，可将前述所谓“买媳妇”行为，区分为以下不同情形：
1.违背当事妇女意志，存在以营利为目的拐卖行为；相对应地，收买行为也就构成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”行为。在此情形下，车浩教授所称的“几乎是天然地内含了强奸罪、非法拘禁罪、故意伤害罪等重罪的内容”的现象更有可能存在，甚至必然存在。
2.当事妇女与中间人合谋，由中间人将妇女“卖”给男方，然后伺机出逃，有时出逃之后，很快又在周边再被“卖”一次或多次。此种情形实际上是当事妇女与“中间人”合谋诈骗，既无真实的“出卖”，则男方收买行为是否构成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”也是存疑的。在此种情形下，是否存在强奸或非法拘禁等等行为，更值得探讨。若明确违背了女方意志而强行发生性关系，则当成立强奸；若有时女方基于诈骗的故意，对与男方发生性关系是有预见的甚至是半推半就的，此时是否构成强奸，则需详加认定。
3.当事妇女明确知悉家人或中间人会收取一定金钱，但她们对金钱问题并不关注，只是自觉地想通过一定的途径外嫁到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，改变原先的生活状态。我的一个发小，其妻子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嫁过来的，但人们仍然称之为“买来的媳妇”。此种情形之下，并不存在所谓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”行为。
4.妇女对“被卖”是懵懵懂懂的，没有明确的意志，既无明确的同意，也无明确的拒绝，稀里糊涂就跟随中间人离乡到了男方家中，男方对其行动也未加明确限制。此种情形之下，是否存在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”行为，也需要加以区分，考察妇女对中间人收钱和带其出行的目的是否知情、是否自愿跟随前往等等因素。而那些所谓“几乎是天然地内含”的强奸、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等行为是否存在，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5.其他情形。比如，对患有精神疾病不能正确认知自己行为的妇女予以收买的。
“买媳妇”现象内容复杂、类别多样，以上前四类情形是常见的情形。但仅是这四种情形，其涉及的法律问题已然各不相同。讨论刑责问题当然很有意义，但现实生活无疑比静态的法律条文更为复杂，讨论刑责问题的同时，也要关注到如何认定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”问题。笼统地将“买媳妇”行为都视为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”行为，那是将复杂的现实生活简单化了。如果一定要以这种进路泛泛地展开讨论，那么，有时需要将一些地方普遍存在的彩礼现象一并纳入讨论范围。
附：前述村落中的“买媳妇”案例
（案例情况来自初步调查，无法确保信息源表述了准确细节；对这些案例中的行为是否属于“购买被拐卖的妇女”、是否涉及刑事责任，均不予探讨）
案例1：男方C1，女方被“买”时似未满18岁。曾尝试离开，后被带回，无证据显示有限制其人身自由行为。曾有人就此报警，警方前来调查询问后，未采取进一步行动。现育有两子，于该村落生活。
案例2：男方H，女方被“买”数年后，男方送其单独前往四川老家迁移户籍，村民皆认为所谓迁户口系借口，将不再回村，称之为“骗子”。但女方很快回来，并对有人称之为骗子表示愤慨，后因故身亡。育有一子，现已成年。
案例3：男方Z1，女方20余年前被“买”，育有两女，已成年。现已融入本地，双方在城区生活，曾共赴女方老家探亲。
案例4：男方Z2，女方来自某西南省份，共同生活数年，育有一子。据称女方好赌博，后离异，但仍居住生活于本地城区，偶来看望男方父母。曾介绍老家女子与本地男子结婚。
案例5：男方C2，女方由案例4女方自其老家介绍而来，男女双方曾共同前往女方老家。育有一子，现于村中生活，除口音外，与一般村民无明显差异。
案例6：男方Z3，女方前来看望在本地生活之亲戚时，表示有意在本地生活，经人介绍与男方结合。育有一子，后在男方坚持下离婚，已回老家生活。与男方父母关系融洽，离异后仍曾前来看望。
案例7：男方Z4，与女方育一女，已成年。女方被认为工作、生活能力比男方更强。后离婚，女方仍在本地城区生活工作，与男方父母仍有联系，也与村邻有参加红白喜事等往来。
案例8：男方Z5，约在90年代初，曾“买媳妇”，后女方“出逃”，被截回后，有被剪头发等情形，但最终离去。
案例9：男方D，女方来自云南，育有一子已成年。在村期间，于语言、日常生活方面皆已融入，后因男方原因分开。
编辑：王一然
文章原标题为：
收买被拐卖妇女的刑责问题很重要，
但“买媳妇”不只是收买被拐卖妇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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